(85)实际上，立法超前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可以让法律对社会生产、生活、风尚具有引导(引领)的作用。

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八二宪法及其四个宪法修正案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进程中第一次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国家根本法基础，进而形成了当代中国第二次法治革命，有力推动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和发展。

(68)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法治这个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深入推进广泛而深刻的社会与法治变革进程，在伟大社会革命进程中成功地开辟和拓展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从而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及其历史终结论的神话，为世界法治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中国方案。⑧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变革和西方政治及法律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传统中国的法律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清末以后中华法系影响日渐衰微，⑨中国法律发展的自主性进程被打断。在不同的民族、国度和地区，这一进程的动因、表征及后果是各不相同的。这些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探索实践中积累的治国理政经验成果的制度化总结，是坚持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坚强制度保障。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发展和拓展的过程，乃是一个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的过程。

这是植根中华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道路，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一个世纪的伟大斗争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法制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走出来的，是引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69) (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全新选择 在不同的国情条件下，文明社会的法治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五彩缤纷、丰富多样的历史特点。(13)通过官僚体系的管控，权力集中于皇帝之手。

古罗马的扩张则是将罗马城市国家的分权体制复制推广，并为这些城市国家群提供边境的军事屏障以构筑帝国。同时，近代以来的西方视野中，中国法往往作为一个他者和反面角色：帝制中国缺乏产权保护，民事法也付之阙如、至少相当贫弱。现实中，程序性的要素往往决定实体性的方面。到西汉后半期，他们开始获得定额年禄、被纳入官员系列。

秦汉的司法由国家权力主导，奠定了中国帝制时代诉讼模式的基础。共和时期基于自然法理念的万民法是其基本形态。

如何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进行资源分配、用于维护秩序和解决纠纷，这是任何社会的共同问题。当时在希腊自治地区，希腊人之间的争议适用其自己的法律。在共和制和元首制大部分时期，通常只有收受贿赂、故意陷人于死罪和不履职参与审判等三种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情形，法官才会被追责。(80)刑事案件采取刑事法庭程序(quaestiones)，控辩双方地位平等，被告有充分表达机会进行辩护，法庭也不能对其进行刑讯。

(44)关于秦汉的《亡律》，参见《岳麓简秦律令释读(一)》，《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第8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年，第149—272页。参见Geoffrey MacCormack,"The Liability of the Judge in the Republic and Principate," pp.20-24,27. (114)相关法律文本的可靠性和具体理解存在争议。(127)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48页。制度特质的探讨需要借助外在参照系，并可藉以对假设的因果关系进行验证。

参见John Richardson，Rom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227 BC to AD 117,Bristol:Bristol Classical Press,1984,pp.30-31; Andrew Lintott,Imperium Romanum,London:Routledge,1993,pp.50-52. (19)G.P.Burton,"Proconsuls,Assize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under the Empir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65,1975,pp.102,106. (20)G.H.Stevenson,Rom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Oxford:Basil Blackwell,1939,pp.110-112; Andrew Lintott,Imperium Romanum,pp.106-107. (21)在帝制前期，地方的各种权力具有相互制衡性，其中元老院阶层是主导力量。里耶秦简记载了秦代迁陵县仓曹管理下隶臣妾的数量及其所从事的劳役分工情况，司空曹也管理不少刑徒、分配其从事各种工作。

参见Andrew Lintott,Imperium Romanum,pp.186-187; Alan K.Bauman et al.,eds.,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pp.685-686. (23)公元1世纪的弗拉维(Flavian)王朝时期，在目前的西班牙发现的三处城市立法具有高度雷同性。法学家的作品已无足轻重，以皇权为基础的法典编纂等立法活动成为法律发展的动力，法典、敕令和敕答等成为法学发展的代表性成果，(72)规范逐步定于一尊，也终结了学说纷呈的局面。

(50)君主制定法令，经过各层级官僚而达于民众，战国已具其形，并由秦汉承续，体现为律和令。(57)目前传世的秦和汉初律令简牍都是随葬品，在官吏墓主的身后仍与其相伴，可见受重视的程度。参见J.M.Kelly,Roman Litiga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66,p.20. (79)Ernest Metzger,Litigation in Roman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81,153-154,175-177. (80)J.A.Crook,Law and Life of Rome,pp.73-82. (81)Andrew Lintott,The Romans in the Age of Augustus,West Sussex:Wiley-Blackwell,2010,pp.115-116. (82)参见H.F.乔洛维茨、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第510—511页。(107) 复次，秦汉审判的程序风格抑制了经济要素及私权诉求发挥作用的空间，限制了对民事法的重视。秦汉因此在刑事法方面获得长足发展，古罗马则明显更偏重民事法领域。随着罗马的扩张，在共和晚期和元首制时期，在被征服地区通行各种地方法。

到塞维鲁时期，甚至可刑讯证人。这与各自的政治权力结构密切相关，而且各维度之间也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相互影响。

(131)在民事法领域，行省的罗马执法官也不必严格拘泥既有规则。中国帝制时期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民事性事务的规范制定和纠纷处理方面都倾向于采取退却和相对放任的态度，(105)是因为采取国家主导的模式处理案件对基层官府是巨大负担，(106)倒逼官方不得不放弃对一些民事细故的干预，以便将资源集中于其他问题的充分解决。

参见Geoffrey MacCormack,"The Liability of the Judge in the Republic and Principate," pp.12-15,27; Alberto Burdese:《罗马法中的法官责任》，贾婉婷译，费安玲编：《学说汇纂》第3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第140—141页。(《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16页) (98)J.A.Crook,Law and Life of Rome,p.169. (99)参见籾山明：《中国古代诉讼制度研究》，李力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36—141页。

君主制时期的行省总督任职情况也大致如此。参见Clifford Ando,Imperial Ideology and Provincial Loyalty in the Roman Empir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37)罗马帝国对行政管理者的投入仅占其财政支出的15%。(64)Jacobine G.Oudshoorn,Relationship between Roman and Local Law in the Babatha and Salome Komaise Archives,Leiden:Brill,2007,pp.204-205. (65)James Q.Whitman,"Western Legal Imperialism:Thinking About the Deep Historical Roots," Theoretical Inquiries in Law,vol.10,no.2,2009,pp.315-317. (66)J.A.Crook,Law and Life of Rome,p.284. (67)Wolfgang Kaiser,"Justinian and the Corpus Iuris Civilis," in David Johnston,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oman Law,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p.119-148. (68)参见H.F.乔洛维茨、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第470—479页。司法中普遍由当事人自诉，当事人和辩护人在事实确认、程式设定和法律解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裁判权则由裁判官和社会性的承审员分担。

(55)律令之外，西汉中期以后春秋决狱兴起，儒家经义对司法产生直接影响，但只是在功能的意义上发挥解释法的原则指引作用，并未获得法的形式。相比而言，在古罗马某些时期，国家权力能相对做到民刑兼顾，将更多问题纳入法的范畴，不是因为其资源更丰富或国家调配力更强，而是由于其借助地方自治、当事人主导、承审员审判等各种官民结合的方式，使社会成员在法的运行中广泛分担诉讼的资源压力，国家权力因此能在形式上广泛、实质上浅表性地处理各类社会问题。

(14) 古罗马的政治权力结构在不同时代有所变化。(104)因此，在程序性要素的决定性作用下，秦汉普遍推行的国家主导、刑威解纷的执法模式，使法呈现出刑事化的特色。

(107)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pp.516,520-522. (108)Benjamin Kelly,Petition,Litigation,and Social Control in Roman Egypt,pp.123-167. (109)David Johnston,Roman Law in Contex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9-11. (110)白阳：《优礼与管控之间：清代错案责任双轨制之形成及其原因探析》，《交大法学》2020年第3期。(59)参见H.F.乔洛维茨、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薛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2—33、112页。

(33) 秦汉集权与古罗马相对分权的不同政治权力结构，在历史渊源上基于中国的天下国家观念与古罗马城市国家理念的差别，(34)也是两大帝国不同形成路径的结果。(104)在英格兰法上，刑事案件称为国王的控告(crown pleas)，因为被告的行为被认为妨害了国王的安宁，因此由国王个人对其提起控告。参见Teemu Ruscola,Legal Orientali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 ④……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随着君主制时期的集权强化，有限的资源无力应对庞大的社会需求，因而导致诉讼费用昂贵和效率低下。

他们颁布告示，并与作为当事人法律顾问的法学家互动，通过设定程式，建构起裁判官法的有效运行机制。(42)文帝的刑期制改革，某种意义上可被理解为在官有劳动力已经过剩的背景下减少政府财政压力的配套举措。

(112)如果行为无明显过错、也未造成死罪后果，则不承担司法责任。(70)同时，公元2、3世纪塞维鲁(Severus)时代的这些古典法学家具有相当独立的职业理想、地位和影响力，即使供职于宫廷，也并没有听命于政府的压力。

参见弗朗切斯科·德·马尔蒂诺：《罗马政制史》第2卷，薛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4—317页。秦汉时代进行统一民事立法的条件并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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