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它称之为法哲学的独得之秘。

法学的各个学科、乃至学科内部的各个专业，都以法学院校乃至法律学者个人为单位分成了不同派别。我们这里重点要讲的是中华法系对权利的重视不够，甚至有偏执。

这种将道德形而上学化或神性化的做法怎能令凯尔森辈信服，怎能让道德入主法律。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与此同时，还有更多的中国法学家正在探索法制建设的中国道路，朱苏力先生认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先谈第一个问题，中华法系是不是德法不分？说中华法系德法不分，此言大谬，道德与法律自是两个系统，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注重道德的国度，尤其如此，除了有深厚的道德学说，更是早就有了道德的制度性规制——礼。还有一点并非不重要，这在过去的中华法系和西方法系中都是欠缺的，或者因其欠缺而尤显重要，即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

前辈学人对此早有认识，蔡枢衡先生在批判沈家本辈全盘西化的主张时说：若要追根溯源，想把握变法政策或立法政策立定的本质，那便不能不承认是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上——尤其是经济上丧失了独立自主性的结果。古老的中华法系对权利的重视不够，对权利的保护乏力，这是事实。商品交换只有对立性，交换同样不能实现。

而只有实在法能进入他的法理学的范围，其他都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法。在这里，我们只看到各种商品使用价值的差异，而看不到它们的同一性，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这里没有质的同一，只有差异和对立。民已侵夺堕倪，因以法随而诛之，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在这种转化中，商品扬弃了自身的特殊性，赢得了普遍性。

个人权利未能得到承认和保护，而社会义务则是必须承担的。[181] 这一自然段的引文均出自《中庸》。

转引自严存生：《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第370页。企图废除它的任何一个部分，也是不被容许的。[156]由此看来，孔子对统治者或管理者的期许很高：道德高尚，智勇双全，笃敬守道，以天下为己任。但这种转化首先是在绝对关系中，才设定起来的。

[128] 我们在引证先秦诸子的论述时，先作一声明：先秦诸子的著述，后人多有疑者，或指其伪托，或指系门生所为，或指为窜谬。这样的自然法思想，在后来的《查士丁尼国法大全》中实现了法律化，在保存其神秘性的同时又使其世俗化：自然法是自然界教给一切动物的法律，因为这种法律不是人类所特有，而是一切动物都具有的，不问是天空、地上或海里的动物。[101]有了国家与法律，个人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62] 参见（美）约翰·罗尔斯著，谢延光译：《正义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40节。

但是，如果人性本善在不良的社会条件影响下如此容易被攻陷，这只能说明人性善太脆弱了，让人怀疑人性善是不是只是一种道德托词？如果说人性善必须时时息养，杜绝外界的干扰，否则便不能繁茂兴盛，反而有梏亡之虞，这不是比温室里的花朵更难侍弄吗？然而，即使人们对孟子的人性善有这样那样的诘难，有些诘难也并非没有道理，但必须特别指出，孟子的性善论是一个伟大的理论，他不仅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诸子中出类拔萃，较系统地论证了人性善，使中国的德化教育有了深厚的人性根基，仁、义、礼、智、信成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发自内心的道德流淌，这可能是中华文明长存于天地之间、磅礴于四海之内的内在根据之一。登特列夫认为托马斯·阿奎那对自然法的更完整的定义回答了这个异议，圣托马斯说：假设这个世界是受着神圣天命之统治……那么，很明显的，整个宇宙共同体便都受着神圣理性之管辖。

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和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法则。

他近于无奈地指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时不处于枷锁之中。另一类是预定的，即预先确定的，而后发生变故，出现纠纷。资产阶级的思想先驱者在谈到权利与法关系时，往往都是以自然权利为突破口的，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却各有不同。[179]孟子的性善论和利益观，对后世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主张接续于他，在现实中形成恶劣的影响[180]。我们还从人性的本原处来探讨善与恶，从而区别法律与其他人类创造。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对此而评论说：法律的准则是诚实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

由于近代的政治领域表现为法和国家制度的形态，政治的正义性也就是指法和国家的道德观念。这就是圣明帝王的治理和礼义的教化。

[8] 我年轻的时候几乎读了当时能找到的黑格尔的所有著作，恶的对立的概念深植心中，但这次搜寻恶的对立的出处，却在黑格尔的著作中无处寻觅，因此怀疑自己是否产生幻觉—误把恶的对立栽在黑格尔身上？为求学术上的严谨，这里姑且存疑，仍按照自己理解的恶的对立来论述。另时作为不返回自身的东西，形式就是与内容不相干的外在存在。

需要用法律方式来解决的通常是一方认为具有同一性，希望维持婚姻关系，另一方则否，这是典型的恶的对立。[16]三 人性善与恶的内因和外因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双子星，两星并峙，辉耀中华，使中华文明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达到对人性的理性思考，为中华民族的国家治理早早地扫除了神学的迷雾、摒弃了宗教的干预，这在世界史的范围内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为中国政治的理性通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促进了中华文明超迈世界的历史进程。

[39]这可以理解为，自然法顺遂人的本性作出人们可做和不可做的事情的规定。商品交换的质的规定性，商品交换的内在的对立统一，它不是分属于商品和货币，也不是分属于使用价值和价值，而是蕴含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内部。[85] 哈特：《法律的概念》，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二版，第179页，其中的黑体字是我加黑的。我们这里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把它们都认为是诸子的作品，堪称经典。

对于人性恶，德治犹如对牛弹琴，不能施其技。这时如双方都认为没有同一性了，并在财产子女分配上能达成协议，双方和平分手，亦不需要法律介入。

我们看到的倒是这样的情景，正直的人在遵守正义的法则时，别人却并不遵守，因此，正义的法则不过是在为坏人造福，而给正直的人带来的却是不幸，为了改变这种情景，就需要有约定和法律，以便将权利和义务结合起来，使得正义得到声张。黑格尔这里所说的没有同一性的对立应该理解为在事物内部对立的双方，此一方对彼一方有同一性，彼一方对此一方却没有同一性，此一方寻求这种同一性，而彼一方则没有这种同一性，此一方通过强制的未经对方同意的手段来实现这种同一，彼一方因其没有同一性而被迫处于这种对立中，因此称之为恶的对立。

况且，人性自有本善，否则一切良善政治就没有着力处，成为无根之物。当这种欲求只是萌动于内心时，它只是一种可能性，尚未达到其现实性。

另一方面则诱使人们通过剥夺他人的利益以满足自己的欲壑，往往产生恶的对立。所欲虽不可尽，求者犹近尽，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理由是，这些作品（即使是伪书）流传至少千年以上，且对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实务影响深远。古代的圣人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认为人们是偏邪险恶而不端正、悖逆作乱而不守秩序的，所以给他们确立了君主的权势去统治他们，彰明了礼义去教化他们，建立起法治去管理他们，加重刑罚去限制他们，使天下人都从遵守秩序出发、符合于善良的标准。

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就很明显了，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则是人为的。[201] 在韩非子之前，早有法家，只是韩非的加入，使法家更有理论色彩，且性恶论作为法制的基调得到肯认。

另外，由于垄断破坏了自由竞争，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不利于国民财富的增进，一些国家遂用法律加以禁止。德治虽也是道之一端，是对人性善的提倡、扶持、奖掖，对人类社会大有救世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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