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混合制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选择，它可以有效地克服纯粹议会制与纯粹总统制的不足。

法院的此种观点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此解释一出，使得大学自治事项完全排除了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

类似判决还有中正大学二一退学案、私立吴凤技术学院某生因操行不合格退学案、台湾清华大学某博士生考试不及格退学案等。社团自治成为社会多层治理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民间化、去中心化来实现民主、高效、法治化的社会治理目的。再次，高压政治和威权的传统又使得大法官们习惯于将大学纳入国家体制之中，试图在法律层面寻找大学自治的依据，把大学事项视为立法机关的当然权力，与大学法第1条第2款的意旨相一致。在中世纪大学产生之初，大学就是一个无法归类的独立存在，其发展过程就是追求自治的过程。二是要遵从法律优位原则，不能与法律相冲突。

二是禁止立法机关将自治事项作为国家事务任意加以规范，禁止过剩规制，大学自治是宪法上横向分权的一种，自治权是国家部分统治权向大学的概括移转，必须为大学留下足够的自治立法空间。一方面，大学自治作为一种历史制度，并非现有法律法规所塑造，当立宪之时已被纳入宪法保护之后，立法者不能随意通过法律侵害该制度的核心，除非修改宪法而废弃该制度。即使被现在学界目之为保守的张之洞也不反对在中国先设上议院{17}(P. 289 -292)。

宪政最初在中国的移植有两条途径：一是明中期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对西方文化、制度的介绍。{12}沈家本：《沈家本未刻书记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加莱格尔在《札记》的序言中说中国人的高贵品质，他们对自由、秩序和学识的热爱，他们对宗教的热忱，以及他们对正义和伦理观的敏感，再没有利玛窦对中国人的风俗、法律、制度及政体的概括研究中阐明、表述得更清楚的了。将天下之利归诸天下之人。

欧洲人竟以为中国人乃一纯粹有德行之民族，中国成为若辈理想国家，孔子成为欧洲思想界之偶像{8} (P. 1058)。一切政教张弛，不从中制。

中国方面，至少在1860年代末期也开始加快了对西方的学习。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清朝廷下谕派遣载泽等人赴西方考察政治，尽管这道谕旨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立宪、宪政等词，但在考察团临行前夕，慈禧接见考察团成员时，还是说到了立宪，并言若立宪不损害满清朝廷的统治，将会决意实行。[8]其次，中国的维新传统使效法西方的改良找到了历史的依据。

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中总结了中国经籍在明清间的西传，认为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中国学说的影响可以与希腊文化的影响相提并论，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影响多于希腊。如果没有维新的传统，自明开始的西方知识的积累是不可能的，而议会更不会如此迅速地为中国社会所认知。许多使节、留学生参观所在国的国会并在议院开会时旁听。君与天下的关系因而倒置。

传教士对西方宪政制度的介绍，最早起于何时，由于阅读的文献有限，笔者不敢妄下论断。[9]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收入1911年前国人亲历欧美和日本的27种日记、杂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在欧美、日本寻找强国之路的状况。

{2}[法]伏尔泰：《风俗论》（下册），谢戊申、邱公南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深谙历史又崇尚祖先的中国人，从西方的议会制度中看到了上古禅让时代聚众公议的制度和民为贵的思想。

【参考文献】{1}高旭晨：传统—法系融合之基础，载张生主编《中国法律近代化论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四方上书言利弊者及待诏之人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此时此刻，国人才切实感到亡国灭族的危机迫在眉睫。1905年后，迫于战争威胁的中国加速了宪政的实践，正是这个加速使传统在宪政的发展中失落，人们过于注重形式而忽视宪政所需的文化土壤。问题在于，宪政的发展自有规律，如王人博教授所言：现代性的宪法看起来与议会制度密切相关，实际上决定这个制度的还是公民概念。这种政见的争论，并未因为戊戌变法失败而停止，相反，20世纪初维新立宪的思想勃然兴起。

其实，17、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文化的倾慕与吸纳，中国社会晚清以来对西方宪政的垂青，以致日俄战争后全社会将宪政视为救国惟一途径，都可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必与宪政有着相通处。务令其钱粮兵马，内足自立，外足悍患。

然而，可惜的是历史没有多给当时的中国以从容的机会，而加速的宪政运动使中国专注西方宪政之形的同时，丢弃了自身的传统—这实在是成了一种丧失自信的仿效而不是学习，在缺乏传统回应的匆忙中，议院也终于如同宪政一样命运多舛，不能如人所愿。即用中国传统观念和旧有事物来比附异质文化。

宪法、立宪等作为时尚流行的速度较之于议会大大加速。而到20世纪初，这种局面完全改观，伴随着译述的兴盛，西方思想的输入如火如荼。

【摘要】西方宪政在近代能够影响中国并在中国发展，首先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与近代宪政相契合的因素，自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对西方议会制度的探讨和逐步接受，说明中国传统对西方宪政审慎而积极的态度。黄宗羲认为这才是所谓的臣不臣。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明中期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开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之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笔者为寻求宪政一词含义和出处，阅读了大量的出使使节和留学生的日记，在这些人的日记和早期改良家的论着中，西方的议院最受关注，1890年前已是留洋者几乎人人都谈到的话题[9]，而宪法、宪政、民主等却未见明确论及。天子、朝臣每月初一应到太学听祭酒讲论时政，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

官方力量的介入，对西方的介绍力度大大加强，此前有关零星的西方知识，此时形成系统和规模。田赋商税，听其征收，以充战守之用。

而这种对传统细致入微的发掘，不复见于1905年后的宪政加速期，而后来梁启超也竟然为自己写《古议院考》而惭愧。第三阶段是宪政理论的实践时期。

因为权利思想的兴起，儒家的学说走红于启蒙时代的西方，儒家经典中的民本思想和现实中中国人那种随性的安逸生活态度格外受到魁奈、伏尔泰一些启蒙思想巨擘的赞赏。即使晚清，中西学矛盾激化之时，王朝的诏令、大臣的奏章中也不避讳使用维新一词。对郡县官的缺失，学官有权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而当时中国有些官员也确实注意到了西方的选举等制度。

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社会普遍接受议院制度而又排斥权利的原因所在。原以兴公利，除公害为己任之君主一变而为天下公敌。

虽然没有现代的权利意识，但也有着全社会一致认可的议政标准—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转引自熊月之著《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852年被免职的力主学习西方的徐继畲在赋闲10年后重返仕途，《瀛寰志略》则于1866年被重新刊刻作为同文馆的教科书。道光六年（1826年）中进士，在出任陕西、江南两道监察御史时颇有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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