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事件，其实质是太祖为平衡南北发展做出的重大努力，也是对北方因元朝统治和长期战乱导致经学荒芜的一种修复。

[30]但主流释义，确实强调其染污一面。从意根、纯情到气论，则是对唯识学的转化。

当然，并非所有对唯识学的改造都会引向绝对唯气论，也可能像现代中国哲学那样，推进到华严（章太炎），或退转到儒家心学（梁漱溟、熊十力）。《新论》又以实体为太易(未见气)，参见《熊十力全集》第2卷，第22页。[55]参见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第221、224页。参见王夫之撰，严寿澂导读：《船山思问录》，第22页。这个船山气论的首要问题很不好把握。

然真如当是二空所显之圆成实性，并非世间法的实在性。诚有两层意涵，为其他性理所不具。其二，明初科举兴－废－兴的波折历程，体现出学术与皇权之间明显的张力。

废古注疏不用，意味着此时科考的学术视野仅限定于宋代以来理学家之说。这样看来，明王朝，至少是初期的明王朝，也可以称之为‘南人政权[48]。另一方面，在科举推行的过程中，不惟四书五经经文逐渐遭受漠视，程朱传注所包含的义理也不再是关注的重点，士子们更关注的是虚字语气临文摹拟，这实质上严重偏离了科举取士的本意。今各处科举宜暂停罢，别令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庶几天下学者知所向方，而士习归于务本。

王朝的目标在于抑制南人，废止科举一个月前的洪武六年正月，在第三届乡试合格者中，预先录用了河南和山东出身的一些所谓北人。榜发，泰和宋琮第一，北士无预者。

《书》，蔡氏传、古注疏。四库馆臣所谓《大全》出而捷径开，八比盛而俗学炽[44]的断语，说的正是知识与思想制度化与世俗化的问题，而这也正是科举作为抡才大典[45]之国家制度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科举作为一种国家制度，靠权力规定科考程式及文本依据，实际是为普天之下划定了一种知识与思想的边界，只不过从元到明，从明初到明中后期，这种知识与思想的边界却被限制得越来越狭窄，知识与思想的制度化和世俗化已经相当严重[43]。从中也可以看出王朝的目的所在。

科举未达到明太祖朱元璋笼络士人阶层、扩大统治基础的目的。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刘三吾等只凭考卷文字决定去取，尽管所取全是南人，倒不定存有南北之见。[5] 这里关于人生八岁及十五所学内容的表述，显然受了朱子《大学章句序》的直接影响，可算一种四书学的话语。

欲令如前代之人，参伍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数百年不得一人，且不知《十三经注疏》为何物也。关于洪武十七年新的科考程式规定，我们还需要再作考察。

先是在洪武五年（1372）罢孟子配享[27]，虽然逾年便又恢复，却又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再次议罢其配享，更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五、结语 以明太祖洪武年间的科举兴废为线索，我们可以大致观察到明初经学变迁之大势，也可以大致了解到明初学术与政治的基本面目。

三部《大全》的纂修与颁行，固然标志着朱学统治的稳固确立，却也带来了学术思想的禁锢与偏狭。四库馆臣谈到永乐年间编纂的《四书大全》时也曾感慨：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31] 自此，科举考试成为有明一代最主要的人才选拔方式，再未中断，而荐举渐轻，久且废不用矣[32]。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风教[2]。经义，《诗》主朱子《集传》，《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科举复兴，朝廷对考试程式作出了调整。

[19]肖华忠：《明初洪武年间科举间行原因初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洪武三年初行科举，科考程式先五经而后四书，并保留古注疏，与元代科举既有关联，又有不同。

然而，废止科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南北选才的问题，甚至到了洪武三十年（1397），发生了明代科举史最大的一桩公案——南北榜事件。[47]宋濂等：《赵复传》，《元史》卷一百八十九，第4314页。

摘要：明太祖统治时期，科举考试经历了兴－废－兴的曲折历程。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立为吴王。

[6]六德指周代大司徒教民的六项道德标准：知、仁、圣、义、忠、和。肖华忠先生认为，太祖罢废科举的真正原因有三：其一，明朝立国刚刚三年，国基未稳，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对新王朝采取观望、怀疑甚至敌对的不合作态度，不热心仕途，因此对科举考试漠不关心。据展龙先生统计，在洪武六年到洪武十五年这十年间，太祖征荐人才七十余次，尤其是洪武十三年至十五年这三年，征荐次数、规模骤增，相关制度也趋于完善。其后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

后见庸师窳生欲速其成，多为删抹，而北方则有全不读者。况且太祖本人也认为：自古以来，兴礼乐，定制度，光辅国家，成至治之美，皆本于儒。

[21] 问题是，废除科举后的人才选拔该如何进行？明太祖的选择是别令有司察举贤才，即推行他之前就采用的荐举制。[19] 从思想的角度讲，毛佩琦先生认为科举罢废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明太祖对待科举制以及士大夫的态度，他说：为什么他不考虑对科举考试的方法和内容进行改革，而是干脆废止了科举考试？其实，太祖所不喜者殆不止于此，连同这些建议实行科举的儒士们，太祖对他们也无太多好感。

在他尚为吴国公吴王[3]的时候，就曾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三月丙申，命中书严选举之禁[4]。比如当时即有反对者提出：‘四书赋题，世已括尽，宜兼‘五经为疑问。

第二场是考五经，因为从前都考五经，其实五经已不重要。至于经纶抚治，则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24] 由此似乎可见太祖对待儒家宗师孔子的尊崇态度，不过就在次年，太祖便下诏规定：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何怀宏先生依据乾隆年间所修《大清会典则例》卷六十九国家设科取士，首重在‘四书文，盖以《六经》精微尽于四子书一语，认为：这并不只是朝廷的一纸诏令，也是士人中一种相当广泛持久的共识。

[26]在对待元朝至顺元年（1330）即已封为亚圣的孟子的态度上，太祖尤其鲁莽。[57]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刘三吾等人被处置，是由于他们跟蓝玉党羽有关联[58]。

[5]姚广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二，第323页。判语五条，诏诰章表内科一道。

[16]彭孙贻：《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点校，第1523页。《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张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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